光伏价格：市场价格企稳 成交有所回暖

长沼耐克基地诉讼案起因于1969年7月7日，农林水产大臣为了建设航空自卫队的防空设施而作出解除北海道夕张市长沼町的水土防护保安林的决定。

[33] 本节资料源于王贵松：日本行政程序法的法典化，载姜明安等著：《行政程序法典化研究》，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63-70页决定做出一章着重强调普遍性的说明理由义务，并设定了轻微瑕疵的补正程序。

行政当局对其行为必须适当说明理由等。经过两年多时间的反复研讨、修改，数易其稿，终于在2015年年底完成了一份拟提交国家立法机关作为立法建议使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程序法（专家建议稿）》。[2]本文之所以叫简述与浅析，是因为中外行政程序法涉及的国家和地区过于广泛，而作者掌握的资料过于有限，只能对之简介简述之，又因为作者这方面的研究刚刚开始，尚未深入，只能对之浅评浅析之。[2] 正是基于此种考虑，《比较法研究》杂志拟在该刊组织一个专题研讨栏目，专门探讨21世纪若干国家和地区行政程序法制的最新发展情况。前者设总则、立项、起草、审查、决定与公布、解释和附则7章，共40条。

考虑到这个栏目的作者撰稿前相互没有联系，各文所论非常分散，栏目编辑嘱我为这个栏目写个序言性质的文章，以期使这个栏目的文章能形成一个内容互补且有一定外在和内在联系的整体。第二章 非正式规则制定（分别阐释非正式规则制定可行性、制定规则的提议、拟制定规则的通知和评论机会、规则制定记录和作出决定程序、最终规则）。除此之外，随着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推进，为落实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的要求，实践中已经建立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水权交易市场、第三方生态修复市场等，也需要完善其交易规则。

在过去几十年中，尽管环境法作为新兴的部门法有了快速的发展，却没有形成具有稳定结构的系统。此外，还要与环境保护相关制度相互衔接，为环境法提供保护环境公共利益的接口和空间。参见吕忠梅等：《环境司法专门化：现状调查与制度重构》，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70—71页。另外，在我国现实的立法状况下，将《环境保护法》修订为基本法，然后逐一修改各单行法及法规、规章，其工作量和难度并不亚于编纂法典。

(34) 当然，这些远远超出了民法典编纂的范围，更多是环境法自身需要解决的问题。3.为合同自由建立环境保护的边界 合同法是最彰显私法自治的领域，与绿色原则有明显的抵牾。

国家自然资源部和生态环境部的组建，更是在实践中提出了如何处理原有三十余部法律授权和管理制度与一事一部门的关系问题。(61)三是确认国家与个人以及个人与个人之间就环境资源使用权的确定和转移达成的协议，建立环境合同制度，(62)将自然资源使用的国家管理与个人自由统筹考虑，保证交易行为不以破坏和污染生态环境为底线。二是作为社会的人，必须从自然环境中获得劳动对象、工具和成果并与他人形成合作体共同创造财富，其生存要依赖社会、组织以及社会关系的各种形式，这是人的社会性生存方式。此外，独联体国家还形成了独联体生态法典示范法用以指导各国立法，其总则部分2006年通过，分则部分2007年通过。

这些物权区别于一般的用益物权，在取得、利用等方面受相关特别法尤其是行政类法的严格规制。对这些要素的确认与保护，尽管民法基于财产的利用角度做了一定的努力，但所起的作用甚微。民法典编纂也为制定绿色法典④提供了挑战与机遇，使得我们有必要在讨论民法典的绿色化的同时，进一步研究民法典与环境法典的关系。但是，绿色化与民法基本理念——自治精神多有抵牾，因此对民法典的绿色化究竟到什么程度，是必须直面的难题。

(27)当然，民法典不宜简单采用引致性规范，通过法律另有规定的但书转致到公法，因为私法自治和公法管制存在价值冲突，只有通过权衡私法是否容让公法、容让到何种程度时，才能决定到底采取转介规范还是引致规范。(55)参见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见前注(42)，第78页。

王利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详解》，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年版，第45页。理想的状况是，把民法和环境法的不同政策目标、不同性质的规范都恰到好处地融合。

在部件组织形式上分为编、章和条三级，基本采取了总——分结构。(44)参见莫菲：法国环境法典化的历程及启示，《中国人大》2018年第3期，第53—54页。于是，可否经济价值化和可否人格利益化就是民法手段能否在环境保护领域发挥作用的界限。这一改革对已有的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立法提出了挑战，也为民法典分则编纂过程中贯彻绿色原则提供了机遇。另一方面，绿色原则在民法中确立生态伦理观，协调代内公平与代际公平的关系。(16)即使对侵权救济范围进行扩大，但是受到民法制度内在逻辑的约束，其程度终究有限。

(53)目前，这一建议在侵权责任编中已有体现。此外，在环境管理立法方面，我国环境立法中的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机制、以保障人群健康为核心的环境标准体系、环境风险管控机制、环境监测评估与信息共享机制等，均缺乏相关法律制度支撑。

在交易安全与生态安全发生价值冲突，又无明确裁判性规范时，可为司法裁判提供原则性指引。(11)参见吕忠梅等：‘绿色原则在民法典中的贯彻论纲，《中国法学》2018年第1期，第11—12页。

三是将现行的环境法律有机整合于一个法律文本中，可以避免对同一开发利用环境的行为由不同环境法律对其管制而需要相互参照的问题，改善了环境法的适用，同样也是提高了法律规定的内在统一性。总则专门设定对整部法典具有统领性和全局性意义的基本制度和基本原则，以2014年《环境保护法》为基础提取公因式，规定生态环境保护领域具有普遍适用性和引领性的制度，分编主要是以不同主题的形式对法典调整的事项加以详细规定，使总则的内容具体化，可以根据生态环境保护的需要，整合部分现行的污染防治和自然资源单行法，按照风险预防——过程控制——损害救济的基本逻辑，合理设置相关制度。

(56)参见习近平，见前注(14)，第19—21页。(40)我们对中国环境司法现状的跟踪调查发现，司法实践中法官很少适用环境保护法律裁判案件，其重要原因是相关立法不好用。在《物权法》《侵权责任法》制定以后，也注意了相关法律之间的衔接。在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伦理观下，民法典应该为自由人注入生态理性，(12)承认个人的行为必须受到环境公平与正义的约束。

但绿色是环境法典的根本属性，因此称为绿色法典。(38)法律上的整体论秉持关系思维、非线性思维、合作性思维方式，对许多新兴法律现象进行了诠释。

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全面纳入环境法制轨道，极大地丰富了环境法的内涵，也将增强其综合运用各种法律手段的水平与能力，这也为协调环境法典与民法典的关系开辟了道路。一是可以确定环境法的总目标和基本原则，建立基本法律规范和环境治理工具的统一运用规则，如环境质量目标、环境风险控制、环境税、补贴以及其他经济手段等。

(33)参见吕忠梅，见前注①，第132—135页。在已有的研究范围内，至少应考虑如下方面： 1.确立可持续发展原则和基本制度 环境法典编纂要对现有的环境法律法规进行整合，这种整合背后所遵循的逻辑是法律的特定目的。

由于环境法领域缺乏统一、协调的法律体系，我国现行环境法律制度呈明显的碎片化、相互重叠乃至相互矛盾的状态。国家提出绿色发展新理念，并要求将生态文明建设贯穿于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个环节。但事情并非想象的那么简单，民法典编纂还必须面对我国环境与资源分散立法模式导致的混乱与问题。尤其是在各自然资源立法中，涉及权属制度的内容比较多。

(36)参见柯坚：当代环境问题的法律回应——从部门性反应、部门化应对到跨部门协同的演进，《中国地质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第27—29页。在立法制度上的无过错责任原则、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份额规则和第三人过错责任这四个规则，在制度设计上综合实现追究污染者更严苛法律责任、配置污染者更多的法律风险，间接彰显绿色原则要求的保护生态环境。

(34)参见汪劲、田秦：《绿色正义——环境的法律保护》，广州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在这个意义上，解决好环境法中的私法规范与公法规范的关系，是运用普通法——特别法模式、处理民法典与环境法的关系的基础，其前提则是环境法内部各种规范的体系性、完整性。

很多民法学者也在主张民法典生态化，参见王利明：民法典的时代特征和编纂步骤，《清华法学》2014年第6期，第9—10页。实际上，法典化给现行环境法律提供了一个从分散走向内部协调一致的机会。